２００８年对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从国际“大气候”看，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酿成了全球性“金融海啸”。从国内小气候看，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增长环境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在此背景下，国民经历了一系列大小事件，包括四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三鹿毒奶粉、特大矿难、正龙拍虎案等。２００８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们总结改革开放成败得失，志在开创新局面的承上启下年份。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无论大国，还是小民，均可列举出无数国富民强的成就。在为成就欢欣鼓舞之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总结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国内外发生的上述及类似大小事件，就为我们踏上新征程提供了诸多启示与警示。剥开这些事件在时空现象上的差异，从中可获得一条最重要的共同线索：我们需要找回失落的价值，重塑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失去与重塑的价值是什么？诚信仁爱！

一、社会事件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诱因是美国次贷危机。解析次贷危机，原罪衍生金融工具。工具，是为实现一定目的所凭借的手段。衍生金融工具被称为“工具”得其本原。它曾是被鼓吹为分散风险、转移风险的手段。一场危机使它现了原形。它自然是缓释风险的工具，但它也是赌博敛财的工具。一堆次级贷款，信用不断增级放大，稻草变成了金条。出卖者的风险缓释了，财富聚敛了，购买者的风险却扩大了，财富空洞化了。出卖者收获金条，购买者收获稻草。衍生金融工具无罪，有罪的是泯灭真相地滥用这个工具。从次贷危机对应的盈利模式，我们解读到的是贪婪——它掩盖金融产品的本性，张扬金融家的虚伪。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曾被我们奉为学习楷模，但就是这个监管模式放纵了贪婪。其结局是全球为美国拜物教的极端拜金主义买单！

全球经济颓势对中国经济增长也造成一定压力，目前冲击最大的就是出口。江浙一带多中小民营企业，其产品以出口居多。据说，受出口颓势影响，这些中小企业或破产倒闭，或举步维艰，只有部分提供高端产品的企业尚能生存。此前，大多数中小企业能够出口盈利，靠的是劳动力价格优势。在出口市场萎靡时，外国百姓支付此等优势价格的购买力也没有了。而劳动力价格不能继续下行，产品价格无再下调之空间，这些企业失去了因应市场变化的价格优势，只能随市场风雨飘摇。中小企业的倒闭，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的“劳工荒”——低廉而非人性化的劳动力使用方式使得劳动力出走，江浙及沿海企业出现劳动力断供现象。“劳工荒”可谓对“劳动力盘剥式盈利”模式的先期预警。早先，这一现象曾引起社会热议。遗憾地是，这些讨论总体上是置于功利背景下的。而彼时我们的企业还是赚钱的，没有此时市场环境下的生存危机，讨论与反思最终在利益追逐的热情中很快消解，没有触及诚信仁爱的企业精神。实质上，一些中小企业的当下困境，是市场需求的问题，更是企业供给的问题。供给问题总体上体现为企业精神的浅薄。或许有人说，那些提供高端产品的企业也是这样使用劳动力的，如何用“浅薄的企业精神”解释他们的鲜活呢？我们应注意到，这些企业还有另一种精神——创新，它消解了那种浅薄。不过，即便是这样的企业，如果丧失了诚信仁爱的企业精神，其创新的活力也无法持续，其生存寿命也不可能持久。

“5．12四川大地震”夺取去数万同胞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我们惊惧于这场自然灾害，但最终战胜了这场自然灾害。我们之所以惊惧，在于人类在天灾地祸面前是那么弱小无助。我们之所以取得胜利，靠的是人际友爱及互助精神。我们曾无数次感动，无数次自豪，无数次伸出救援之手。小平同志曾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种思想也是在这次抗震救害中找到了一种最直接的践行模式：对口帮扶。在追名逐利中，我们似乎已忘记这种友爱、这种感动、这种互助、这种精神。一场灾难，激发了这个功利社会民众深层的心理与精神需求：我们需要物质财富，我们更需要社会关爱。

同样激发我们内在情感的是北京奥运会。当圣火传递遇到偏见与阻碍时，我们同仇敌忾。开幕式、闭幕式的壮丽，金牌榜的领先，激发了我们内在的自豪。爱国情感、民族情感因北京奥运会而空前高涨。

除上述大悲大喜事件之外，还有一些全社会关注的人祸。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两个安全：食品安全和煤矿安全。三鹿毒奶粉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一些矿难引发的煤矿安全问题，暴露的都是社会人性与社会精神问题。原本朴实的奶农和矿主，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地方政府，泯灭了基本的人性与道德良知——以伤害和牺牲矿工、幼儿、同胞的身体、生命来获取利益。人性在这些事件中赤裸地邪恶。类似事件不仅仅发生在2008年。拐卖妇女、儿童，黑恶势力名目张胆欺行霸市，芙蓉姐姐式的自我兜售等社会现象，也都是以出卖、牺牲“他人”和“本人”而获利。当下社会的利益主体“视人如草芥”。邪恶人性为什么会这样肆意地张扬？这个社会太过功利！它丢掉了“人”的精神。拨开功利的面纱后，这个社会还剩下什么呢？只是一个个无血无肉无精神的嗜人骷髅！对食品安全和矿工安全的担忧，体现了民众对仁爱社会精神的内在渴求。大家渴望自己至少能“象一个人那样有尊严地生活”！

在群体性大事件中，还穿插了诸多类似“正龙拍虎案”的小事件。“正龙拍虎”这类小事件为什么会演绎为一个公众事件？公众关注的不是一支老虎之真假本身，而是这个事件主人公作为人的基本态度，以及该事件所处时空的社会精神。这个态度与精神就是诚信！从“正龙拍虎”这类小事件，我们可以窥见个体与平民是如何影响与塑造社会精神的。

二、精神残疾

上述事件是局部时空上的独立事件。但它们都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折射了这个社会的一些基本精神现象。首先，不论是次贷危机这类全球性大事件，还是食品安全、煤矿安全这类国家大事件，亦或是“正龙拍虎”这类地域性小事件，都反映出功利社会中人性与社会精神的沦丧。社会极度地崇尚、追逐金钱与财富。资本、金钱腐蚀了个体的基本良知和社会的诚信仁爱。为了金钱，没有什么不可以出卖，没有什么不可以牺牲。个体如动物般嗜血式地生活，社会只剩下地狱般无情的骨架。其次，地震灾害、北京奥运会、“正龙拍虎”等事件中民众与社会表现出的同情、感动、关爱、互助与追求真理的精神，又使我们备感安慰。这些事件中的民众行为，使我们感受到诚信仁爱的精神是内在于民众个体的心灵之中的。或者说这些事件表明民众有对真善美社会精神的内在渴望。只不过，这种内在精神与对这种社会精神的渴望，是潜藏并深埋于个体心灵中的，还需要一些重大事件来激发。相形之下，食品安全、煤矿安全等安全事件折射的人性邪恶却更日常化，更具有自发性，象乌云一样覆盖在社会的表层，以致于遮盖了散发着日月之光的真善美精神。

为什么“乌云”可以蔽“日月”之光芒？因为“乌云”太过厚重。这个社会构建的一系列体制、制度、机制、文化有利于“资本”的逐利本性肆意张扬。“无论白猫，还是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资本生存条件的生动写照。资本逐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突破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可以灭绝同类。而真善美却缺乏类似的有力社会保障。教育以功利来衡量，不关心道德良知和人类精神；社会以功利论成就，真善美失去市场；国家机器为资本创造了优裕的条件，甚至将一些文化与精神的家园也让渡给了它。在我国，政府虽然极力宣扬积极的社会价值观，但却存在两个根本的症候：一是以国家精神训导替代社会精神培育。前者是国家政治文化，后者是大众交际文化，前者无法覆盖后者；二是这些训导缺乏有力的体制、制度、机制等制度保障。或者这些保障与对资本的保障相比，至少显得有些缺失、疲软和缺乏底气。

一言以蔽之，全球患了精神病！

三、拯救人性

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度丰富，我们的社会精神却极度残缺。人类社会变成了野兽的乐园。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安全问题引发的信任危机就是社会诚信及良知缺失种下的苦果。人类社会要发展，要和谐，就需要找回其丢失的这种精神。

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后，美国或者全球资本主义开始金融拯救。他们对自由市场再一次产生了怀疑，并求助于“国家干预”这个新的武器。这恐怕是一个方向上的错误。这个对策没有找准真正的症结。市场是国家的市场。危机爆发，罪不在市场，而在于国家，在于国家只向市场注入了功利与虚伪，驱逐了诚信仁爱。根本性的救援措施是让市场找回被功利驱逐了的诚信仁爱。不认识到这一点，偏离这个方向去解决问题，国家干预就不过是用精神残疾的国家替代了精神残疾的市场：人类社会还是心智与精神不健全的社会，危机就会持续！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我国正在寻找新的增长点。由于城乡两级分化成为制约我国进一步腾飞的突出问题，中央最近将“三农”问题列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这一决策无疑是切合我国当下国情的。不过，以笔者对当下我国社会之观察，我们还需要重视另一个分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分化。改革开放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但上述事件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在精神上的贫瘠——资本逐利常常泯灭“人性”，显露出“兽性”。物质财富的积聚常常摈弃了诚信仁爱的社会公德，并未完全建立在公众的生理、心理及内在精神之基础上。这种财富增长的基础并不牢靠。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食品安全、煤矿安全等事件理解为安全事件，而要理解为这个社会在精神上的疾病。我国的未来改革开放之路，需要正视并解决物质与精神上的分化，必须致力于治疗社会在精神上的“疾病”。

“精神病”问题不解决，甚至会影响“三农”改革的初衷。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每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人性与社会精神的透视场；在人性与社会精神缺乏约束与引导的地方，也是资本与权力显露出其贪婪本性的地方；一些泯灭人性的资本家和政客往往将改革开放的平台操弄成沉淀及积聚自己私人财富的舞台。“三农”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或者说是土地与农民的关系。这是资本尚未染指的最后一个领域。“三农改革”势必创造诸多新的财富增长及分配机会，也是资本与权力最容易结合并滋生邪恶与腐朽的新领域。如果不强化社会整体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些机会很容易被奸商、贪官污吏所利用。于是，“三农”改革之惠农初衷恐怕就不容易实现，甚至不排除出现“伤农”之恶性事件，进而危急社会稳定与安全。所以，我们不仅要重视“三农”问题，更要重视关于“两个人”的根本性社会问题：一是人性，即人作为人的自然天性（真诚、善良、爱自然）；二是人际，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尊重、友爱、互助、守规则）。概括起来，就是重视三项最基本的人类属性：真、善、美。

四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正龙拍虎等事件，显示出我国民众对真善美的内在渴求，也表明功利社会下尚积淀有追求真善美的基本公德。这是我们在未来改革开放过程中治疗社会精神疾病，强化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与机会。国家应善于利用好这个机会。首先应注意引导人们内心的爱真、爱美、爱善的情绪与情感，将其规范为一种国家精神、社会精神。其次要强化对市场秩序及社会秩序的规范，将其规范为一个属于人而非兽的市场与社会。另外，要强化国家公权力的规范，将其规范为诚信仁爱的公权力。至于具体的手段，不外乎还是既往使用的道德教化、制度保障、法律制裁、行政诱导等等。不同的是：一是我们在这些方面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与财力；二是我们应注意区别国家精神的政治训导与社会精神的基层培育，前者不能替代后者，而是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和立足点。

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这个社会出现了一些现象：尊孔（孔子学院、经史子集热）、复古（着汉服、施成人礼）、追寻历史、邪教等。这些现象或许并不普遍，但其同上述事件一样折射了当下社会人们在精神上的内在需求。这个精神不是古代的，不是外国的，是我们当下及未来社会需要培育的。这个精神的基本内核是诚信仁爱。我们需要塑造一个这样的社会价值观。